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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摩诘像的起源及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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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摩诘像的起源及发展

  维摩诘,毗耶离城的居士,共有四个尊称:方便品称为长者,文殊问疾品称为上人及大士,菩萨品等则称为居士。佛让维摩诘居士说法,教化弟子,佛法在世间,圆满菩萨道还在世间。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谶纬宿命论有所否定和扬弃,以士族门阀地主为代表的人群开始注重个体的气质、风度、才情,不爱论功名、节操,偏好品评精神气质,讲思辨,喜精神上的自足。佛教民族化的进程中,六朝士大夫选择了维摩诘作为他们理想的标榜人物。刘宋何尚之曾在《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里提及:渡江以来,则王导、周颙,宰辅之冠盖;王蒙、谢尚,人伦之羽仪;郗超、王坦、王恭、王谧,或号绝伦,或称独步,韶气贞情,又为物表;郭文、谢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亡高祖兄弟,以清识轨世;王元琳昆季,以才华冠朝。其余范汪、孙绰、张玄、殷觊,略数十人,靡非时俊。又并论所列诸沙门等,帛、昙、邃者其下辈也,所与比对,则庾元规。自邃以上,护、兰诸公,皆将亚迹黄中,或不测人也。

  维摩诘,身份特殊,更重要的是,他宣扬的教义与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契合,肯定“人世”修行,在石窟造像和壁画艺术中,相对于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而言,经变故事给了工匠们更多的创造性空间,表现内容也更为生活化。而维摩变相故事具备上面提到的这两种特质,“在这些新的大型经变的创造中,维摩变是最先产生而又极其成熟的代表。”晚唐、五代以后的维摩诘像,可以说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这两种图像模式在北宋阶段似乎时隐时现。从构图类型上看,维摩诘与文殊师利二尊对谈的场面依旧存在,但焦点显然已经开始转移,一方面强调维摩诘像的模式,一方面渐渐突出天女与师利佛的互动。

  目前已知最早的“维摩经变”是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第七龛中的“维摩及侍者”(图1),窟内写有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建窟题记。这铺壁画中,维摩诘和一位侍者位于彩色帐幔之下,帐幔下右侧绘一圆形华盖,华盖之下维摩诘居士头束高髻,长发披肩,斜披络腋,左臂上可见帔帛,半卧于榻上。他宽额隆鼻,细眉长目,两手举于胸前,嘴唇微启,嘴角微翘,似乎正在胸有成竹地与文殊菩萨辩论。可以看出,炳灵寺这铺壁画中的维摩诘无论在容貌还是衣饰上,都还没有摆脱印度健陀罗的影响,仍是束发袒身的菩萨装,而非褒衣博带的中国士大夫形象。从壁画技法上看,并没有使用西域流行的晕染法,而是中原的平涂画法。

  早在东晋兴宁二年(364年),顾恺之就在瓦官寺绘制了维摩诘壁画。“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全唐文·润州江宁县瓦官寺维摩诘画像碑》载:黄元之看过这幅壁画后形容维摩诘像“目若将视,眉如匆颦,无言而似言,鬓不动而疑动。”可见此时的维摩诘形象,在神态上已具备了清赢、瘦削,是为“得意而忽忘形骸”的魏晋名士风度。图中“隐几”的出现,更值得注意。《孟子·公孙丑下》第十一章载“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所谓“隐几”,是一种中国古代特有的用于席或榻上供人倚卧的用具。这件器具的出现至少说明毗耶离城的维摩诘与中原文化有了较深的接触。苏轼有“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的诗句,而北魏赵见禧造像碑上的维摩诘像(图2)已现秀骨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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